黃益平新常態是一場巨大的變革

要素價格扭曲是窮人補貼富人

搜狐財經：現在大家都在說“新常態”，前不久國家發展研究院還辦了一個新常態論壇，您是怎樣理解新常態的？

黃益平：我理解新常態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從經濟角度來看，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問題。政府一直在說，包括溫家寶總理都說，我們過去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一直想轉，但是沒有轉過來。我想以後更加平衡、更加有質量的增長，可能是我們下一步所謂新常態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方面，所謂新常態，也是告別我們過去的這種增長方式。在低收入階段，我們依靠低成本和大量的資源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後要更多靠創新、靠產業升級來推動經濟增長。

搜狐財經：您覺得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經濟算是進入了新常態？

黃益平：我想這是一個過程。很難說是什麼時候已經進入了新常態。我自己的看法是，變化現在已經開始了。舉個例子，我們看到增長速度已經在不斷放慢，政府、社會各界似乎也開始接受低於8%的增長。另一方面，我們看經濟其實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舉個例子，外部賬戶的失衡調整已經基本完成，我們看到消費佔GDP的比重在增加，服務業、第三產業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的比重，收入分配已經改善。也就是說這個變化已經開始，但是這個過程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

我自己過去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分析，就是所謂的增長模式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我們過去的兩個改革的雙軌制有關係。第一個就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雙軌制。雙軌制好處就是讓你平穩過渡，不會把所有國有企業都關掉，這樣會導致失業、經濟活動下降滑坡，等等。我們是把國有企業給保護住，但是又讓民營企業更快地發展。這個策略應該說比較理想，因爲它比較平穩。但是它的問題是，雖然國有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比重在減少，但是它的宏觀效應其實沒有減少。

在0世紀90年代，我們知道國企全行業虧損，後來抓大放小，跟兩個問題其實也有關係。一個是90年代初財政收入佔比大幅度下降，另外一個就是國企貸款幾乎釀成一次銀行危機，銀行的不良貸款佔了0%到40%。這樣一個狀況說明第一個雙軌制是有一些問題的，抓大放小以後解決了一大部分問題，但其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今天還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其實是說前面第一個雙軌制落下來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解決。

但是第二個雙軌制討論比較少，我自己做的研究比較多，就是關於產品和要素市場的雙軌制。產品市場都放開了，要素市場扭曲很嚴重。要素市場扭曲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有干預，對於戶口制度，對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不同對待。在土地市場，我們大家都知道，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城市土地是國家所有，轉換使用方向和拍賣、出售都要有政府介入干預。這裏面其實有很多扭曲的因素。能源價格也有很多幹預。最嚴重的應該是金融市場，中國的金融扭曲在世界上應該說是屬於最嚴重之一。

所有這些要素市場的扭曲共同的特點，就是普遍壓低我們的生產成本。普遍壓低生產成本的一個後果，相當於變相補貼企業，變相補貼生產者、投資者和出口商，但是向居民徵稅。也就是說，三十幾年的改革，這種不對稱的市場化，有一點類似於從居民向企業的收入再分配過程。更細一步說，其實是從中小企業向大型企業收入再分配的過程，從窮人向富人收入再分配的過程。這樣一個特殊機制的結果就是投資的激勵很強、出口的激勵很強、生產的激勵很強，但消費跟不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環境污染、資源利用效率比較低，等等。

我們過去看到的所謂的增長模式，溫總理說的增長是不平衡的、不協調的、低效率的、不可持續的，它其實是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都知道，每年保持10%的經濟增長，實際它是很成功的。但是這兩個方面實際是同一個增長模式的兩個表現，而它後面爲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很特殊的增長模式，我覺得跟我們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有關係，其實就是要素市場的扭曲很嚴重。

我們似乎已經出現走向新常態的跡象，收入分配好像已經開始改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消費比重在上升，服務業開始加速發展，外部經常項目順差已經降得非常低。但是到目前爲止，這些改變主要是因爲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就是勞動力短缺。我們現在都看到，民工的工資從004年到014年，平均每年上升15%，它其實對經濟結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工資一上升，投資回報下降了，生產的利潤下降了，出口的競爭力下降了，所以經濟活動開始放慢，但是居民收入增加，所以消費開始增加。窮人靠工資收入，富人靠投資回報，所以我們的收入分配改善了。這樣看來，工資變化其實是因爲勞動力供求關係變化，而不是政策的變化。主要是市場本身的變化。

下一步，產業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要素市場放開。把半拉子工程做完了，把剩下還沒有放開的市場放開，集中在要素市場，土地市場、能源市場、資金市場是最明顯的，包括勞動力市場、戶口制度改革、社保體系改革等等。最核心的可能是金融改革，因爲金融扭曲最嚴重，對市場經濟來說金融的運作也最重要。

但金融改革有一個前提：國有企業改革非常重要。舉個例子，我們要利率市場化，但是利率放開來，國有企業行爲沒有改變，軟預算約束沒改變，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不太好說。這是一個方面。這些改革都會推進，到底能推多少有一些不確定性，但我想這個方向很清楚。第二個，也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但是最後結果還不知道，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過去我們很多有競爭力的企業，現在都沒有競爭力了，這和我前面說的勞動力市場變化也有關係。經濟發展以後，你的成本大幅度提高，過去靠低成本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我們做得很好，全球製造業中心，生產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現在已經不行了。所以下一步怎麼做？能不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往上走？我覺得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搜狐財經：如果按照您剛纔說的，對要素市場的扭曲進行改革，經濟增長會增高還是會降低？

黃益平：從增長速度趨勢來看，增長速度往下走，我覺得是必然的。我們國家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因素，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因素。第一，過去勞動力一直在不斷地增長，農村向城市的剩餘勞動力轉移源源不斷，現在沒有了。而且從總量來看，1998年剛剛提出“保8”的時候，我們勞動人口每年800萬的增長，現在是每年00萬的減少，這就意味着總的勞動供應增長速度已經明顯下降，所以經濟增長速度會回落是很正常的。第二，我們其實在過去相當於不斷向企業提供變相補貼，現在這些補貼要取消掉，它實際會意味着有一些經濟活動會放慢。

所以我的看法是，從短期來看，放開要素市場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滑。但是如果改革真的全部都推下去，增長在長期內回升的可能性是有的。

爲什麼我們現在要改革？是因爲政府扭曲很多。扭曲的一個直接後果必然會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效率降低。國有企業其實貢獻的工業產出只有0%左右，但它拿走的銀行貸款有40%到50%，也就是說資源配置和產出是不匹配的，資源配置不是很有效。

現在要做的是通過利率市場化、金融改革，也許以後資源的配置和生產結構更接近一些，實際上是能夠增加總體的效率，但是短期內可能會把增長往下壓。我們都知道，國有企業，尤其是有過剩產能的企業，你讓它一下子把資金供應給斷掉了，經濟肯定有往下的壓力。把錢拿出來給有效率的非國有企業，應該說以後它們總體效率是提高的，但這有一個過程。

所以，要素市場改革是使經濟增速短期內往下，在一定的時間滯後之後可能會短期性地往上恢復。有幾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世界銀行在今年上半年做了一個經濟展望報道，提到一個很簡單的數字，我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決定60條，他說如果60條全部落實下去，014年的增長速度會下降0.個百分點，但是到00年的時候，因爲那些效應都發揮出來了，增長速度會上升.個百分點，這是很明顯的。蔡昉他們也做了這個研究，就是關於人口政策、戶口制度等等，他們認爲如果在那些方面做很多政策改革的話，就是說他們所稱的改革紅利，其實有可能使得增長回升1到個百分點。

我自己最近做了一個研究，就是我們看金融改革以後，會怎樣影響中國經濟。我們得出的結論其實大致差不多。如果真正把改革推下去，我們的GDP增長可以反彈0.7到1.4個百分點。主要是過去的政策扭曲導致了很多資源配置不當，你把它給扭轉過來了，一個是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另外一個可能就促進了企業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等等，所以其實說的是一個改革效應的散發。但是這個不會改變從長期來看增長速度還是要往下走。

新常態是一個持久的變化

搜狐財經：現在政府提新常態，有沒有包含對政府和市場各自定位方面的一種新的看法？

黃益平：關於新常態，基本上是每個人的解讀，官方並沒有特別明確說是什麼樣子。我的理解，從經濟角度來看，要跟過去的增長模式告別，以後是一種新的形態，這個裏頭必定會包含政府與市場的重新定位的問題。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官方語言說，就是“有效市場”與“有爲政府”的結合。

習主席最近經常說的，第一是增長減速要有定力，第二是改革第一、增長第二。改革第一增長第二，改革改什麼？三中全會60條，其實核心是進一步市場化，裏面說市場機制要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以後要更多地讓市場機制來決定要素的配置、資源的配置。所以我想方嚮應該是很清楚的，就是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他也說，有爲政府、有效市場，並不是說以後政府就不發揮作用了。至於政府怎麼算有爲，其實還是有很多爭議。但是我想從三中全會的決定，從最近政府在乾的一些事情來說，比如說簡政放權——國務院一直在減少行政審批的項目等等，這樣看起來方向似乎很清楚，就是政府要更多放權給市場。放多少、夠不夠，我們現在可能還需要再觀察。

搜狐財經：如果說新常態是應該去追求的，您覺得它能夠維持很長時間嗎？在新常態中會不會出現其他的困難？克服這個陷阱之後會不會有其他的陷阱？

黃益平：這兩個問題都不太好回答。

會持續多長時間？新常態從經濟方面來說其實就是改變兩個發展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過去依靠投資、依靠出口、依靠壓低生產成本，從而推動快速工業化的增長方式，以後要改變，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第二個特徵是我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過去靠低成本、大量資源投入，以後要靠創新、靠技術進步。從這兩個方向來說，它是一個持久性的變化，不是一個短期的變化，其中也不排除有一些因素可能是短期性的。舉個例子來說，也可能以後投資的比例要回落，但這個並不是說無限制地回落下去。

搜狐財經：從GDP增速來說，新常態是否也對應了一個增速區間？

黃益平：這個區間也會隨着時間變化，增長速度不斷往下走，我相信從決策者角度來說，這也是新常態很重要的部分。經濟發展了，增長速度開始放慢了。在目前的情況下，經濟自身能夠維持的增長速度似乎在官方的目標以下，因爲政府一直在微刺激，微刺激的措施稍微鬆一鬆，增長速度就開始往下掉，那說明什麼？說明你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增長速度其實比這個要低。

搜狐財經：就是說政府還是有一個區間目標？這個區間目標還會不會繼續下調？

黃益平：從目前來看這個區間還是太小。官方其實是有說法的，我們現在正好處在增長速度的換檔期，過去是8%以上，現在開始往下走。我們現在不知道停在什麼地方比較合適，所以決策者提出所謂的區間調控。其實我非常贊成區間調控的思想，因爲點調控有時候太僵化了，區間調控的好處就是說政府不知道準確的調控點在哪兒，它就畫一個槓槓，上限只要不引發通脹問題，下限不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在這裏頭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現在的問題有兩個：第一，似乎我們現在畫的區間遠遠高於經濟本身會自我穩定的水平。第二，區間太小。總理年初說我們GDP增長目標應該是在7.5%左右，說實話我一直沒搞明白7.5%左右到底是多少。有一些官員解釋說應該在7.%到7.7%，因爲7.%就不是7.5%左右，就變成7%左右。不管怎麼解釋，相對來說，這個區間比較窄。

更重要的是你看我們第一季度的時候，GDP增長是7.4%，我們都看到了，全國各級政府都緊張得不得了。也就是說，你說的是7.5%左右，大家想的還都是7.5%，並不是說7.%也是可以的，或者是7.4%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現在還沒有真正形成區間。這背後可能的一個問題，也是現在爭論比較多的，就是目前增長減速到底是週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如果真的是週期性的，那麼我覺得政府採取措施，把目標定高一點，似乎說得通。

我自己覺得可能結構性因素更多一些，這意味着光靠刺激解決不了問題。我自己就能看到起碼有三個方面的理由：

第一，我們過去保8保這麼長時間，實際上有一批企業只有在增長速度達到8%的時候才能生存，低於8它們就活不下去了。我們在研究中把它們稱爲溫室企業，在溫室裏可以成長，溫室裏頭氣溫一下降它們就死掉了。這是很多外國投資者不能理解的現象。他們說我們經濟%、%增長，我們都挺好的，而你們經濟7%都會叫苦連天的。其實一開始我也不理解。後來我理解，其實是有一批企業8%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微利企業，恰恰因爲我們每年都保8，它們活着沒問題，但現在到8%以下，微利變成虧損。這是我們現在碰到的第一個問題。這些企業遇到困難，甚至要關門，很難逆轉，我們現在不可能再保8%。

第二，過去的4萬億刺激政策，大家都已經說很多了，比如說造成產能過剩和產業大蕭條，危機以前平均產能過剩是5%，現在是5%，你可以想象這些企業它們怎麼活下去，肯定就很困難。

第三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很多沿海地區民工工資，十年前我去調查的時候都是100塊錢，現在4000塊錢一個月都留不住工人。這意味着過去做得很好的企業現在做不下去了，它們需要產業升級，這個產業升級不是說週期性可以解決的。

我的結論是，中國能不能實現總理說的中高速經濟增長，我覺得有可能；但實現中高速增長要通過改革，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改革來提高效率，來促進技術進步，而不是通過追求新的刺激方案。

搜狐財經：您剛纔說的溫室企業確實挺有意思，本來說，GDP增速要靠企業幹出來，結果現在要刺激GDP出來保企業生存。您在投行的時候已經非常著名，剛纔您也判斷了現在經濟減速是結構性的，網友對您的短期預測也是非常感興趣，您覺得下半年宏觀經濟會是什麼樣的形勢？

黃益平：下半年，經濟往下行的壓力還是很大的，尤其8月份的數據其實非常糟糕，從進口數據，從電力消耗的數據，從銀行信貸、社會融資總量的數據，和工業生產的數據，都能看到經濟非常疲軟。這也是我前面說的，只要微刺激力度一減輕，經濟就下行，下半年就是這樣。現在還有一個敲不定的、很難判斷的因素就是房地產下行的壓力。我覺得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

接下去可以判斷的是，微刺激的措施應該還會陸續出臺，因爲政府對於現在接受遠遠低於7.5%的增長率似乎有一定的難度，不是特別願意。我想慢慢它會看到，增長速度往下走，但勞動力市場也是很好的，這個對它來說是一大安慰，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安慰。所以我的大致判斷是，增長速度往下走的壓力還是比較大，政府、央行還是會採取一些措施，但它似乎在一直極力避免全面寬松，因爲不想走過去的老路。這樣的話，全年的增長低於7.5%的概率就比較高，除非是國家統計局幫忙。

地方政府、金融機構都在透支央行的信用

搜狐財經：您剛纔說到金融改革、金融市場的重要性，您怎麼評價周小川在任上的作爲？

黃益平：我自己還是很佩服周行長。過去十幾年來，我覺得他作爲一箇中央銀行的行長，他堅持貨幣政策的相對比較專業的決策，特別是嚴密監控通脹和金融穩定的風險，他做得很好。而且他對於提升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包括與國際中央銀行的官員交流，他應該說是第一位的。做得那麼好，大家都對他很尊敬。但是央行的事情，我們也都知道，其實並不完全由央行自己決定，所以評價周行長的工作，不能單純看貨幣政策做得怎麼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但是他作爲一個比較專業的官員、學者型的官員，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搜狐財經：但是在您一貫呼籲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方面，周小川做得並不太多。

黃益平：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還是在不斷往前推進，但確實是比我們期望的要慢一些。最近周行長也說利率市場化也許一到兩年就推行了。我覺得進程可能是慢了，但這不是央行的問題，這很難說，因爲推進市場化其實需要一系列其他因素來支持。

舉個例子，利率市場化有一個最重要的簡單的條件是要引進存款保險制度，但到現在還沒推出來，我相信阻力不是在央行，而是在其他地方。所以，我們評價央行的工作和央行行長的工作，不能簡單地看這個工作做得怎麼樣。當然他是主要的官員，但其實這些重要的決策都是在國務院，客觀地說其他政府部門都對這個決策有一定的參與。

搜狐財經：陳志武老師也說過，在他接觸的官員當中，他覺得央行官員算是市場化觀念最強的，您有這種感覺嗎？

黃益平：我覺得應該是。央行在周行長任內一貫都是這樣，他當行長期間吸引了不少有市場經驗、有國際經驗的專家，央行裏有很多司局級幹部觀念比較傾向於市場。我自己跟其他部門的接觸沒有像跟央行官員的接觸那麼多，我大致感覺央行這些司局級官員，包括一些年輕的處級官員，水平是相當高的。

搜狐財經：我看到您在其他場合還表明過，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在金融而不是在就業，且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經歷過大規模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您認爲中國還會繼續保持這個例外嗎？

黃益平：不好說。長期保持從來沒有發生很嚴重金融危機的國家，這其實應該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金融危機總會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實是一個常態。事實上你說我以前說過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嚴重危機的新興市場大國，這個說法也對也不對。我們沒有發生過顯性的金融危機，但也有很多人認爲我們1998年的時候其實是發生了一場銀行危機。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在0%到40%，在任何國家這就是一場很嚴重的銀行危機。我們沒有爆發出來是因爲政府把它給託住了，所有壞賬都變成了政府負擔。國際收集的關於金融危機的數據不太一樣，有的是把1998年看成銀行危機，有的不把它看成，因爲它沒有爆發出來。

我們以後能不能一直長期避免金融危機？我覺得是很難的。放開來的好處是會提高效率。舉個例子，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可以更好地給風險定價，也可以增加很多投資機會，所以它應該是對福利、對效率有很多改進的舉措。但是問題是你放開來，就必定意味着不確定性會增加。利率放開了，利率一波動，對於企業、金融機構都有一些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放大就是風險。跨境資本流動也是一樣，有進有出應該是一個好事情，但有的時候進來多了，出去多了，會對金融體系造成風險。所以金融風險在新興市場國家應該是一個常態。

反過來說，有的人說你不要改革就完了，我判斷，不改革風險也在上升。我們都看到地方平臺已經變成這樣子了。我們的影子銀行爲什麼做這麼大？其實就是正規市場的金融干預已經很難持續。爲什麼大家都去做表外資產？因爲銀行、投資者、企業不願意在利率管制的環境下做交易，所以都到表外邊去做。說好聽一點，表外資產業務其實就是一種變相市場利率市場化，客觀來說你管不住的。而在過程當中，我們確實也看到了很多風險，包括像熱錢流動。熱錢流動是什麼意思？你是有資本項目管制的，但是錢還是在不斷進來出去，其實你也是管不住了。

在這個情況下，利率不開放已經不是一個選擇，或者說不開放也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我們今天說中國的金融風險其實很大，但是它似乎看起來更多地是一個流量的問題，不是一個存量的問題。所謂的存量問題就是地方平臺也好，影子銀行也好，商業銀行潛在的壞賬也好，這些數字加起來，中央政府還是有可能解決它們。但問題是，如果這些機構的行爲不改變，政策扭曲不改變，它們的壞賬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大，總有一天中央政府有兜不住的時候。

現在中國金融當中最大的問題，是所有的機構都是在透支中央銀行的信用。地方平臺，大家都買它的債，大家都覺得幾乎是無風險的利率，爲什麼？並不是說這些項目都很好，而是說反正不行了中央會保它們，會兜它們。如果延續下去，最終結果肯定是會有一天兜不住。兜不住也不見得全部都崩了，也可能導致像日本這樣，政府全把它兜下來，兜下來的結果是負債這麼高，沒有錢支持經濟增長，大家也沒有投資的信心，失去0年，現在問題也還沒解決。

但是有風險也不一定就是世界末日。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出現過金融不穩定，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是把金融監管搞好，儘快改善，儘快解決一些目前碰到的問題。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要人爲地去放大金融風險。舉個例子，現在確實有很多地方平臺狀況不好，我們要打破剛性兌付，但也不能說一夜之間全不管了，那樣它很快就會放大成一個金融危機。可能需要經歷一個過程。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了金融不穩定甚至金融風險，第一，有辦法把這個傷害控制到最小；第二，利用金融危機幫助我們改善、改進金融體系的健康程度。國外市場上經常說，不能浪費一次危機，有了危機不是好事情，但並不是世界末日，利用金融危機把金融體系建設得更健康，其實對長期發展是有好處的。

利率、匯率市場化不能再拖

搜狐財經：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您的觀點，這些利率管制、金融管制，其實沒有管住風險，風險會換一種形式表現，但是它管住了效率。可以這樣理解嗎？

黃益平：我還真是第一次聽說，有一定的道理。但原來的管制其實也是把風險給管制住了。舉個例子，1998年金融危機，也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如果1978年以後就放開，現在我們可能已經發生過很多次金融危機了。1997年、1998年很明顯，當初沒有資本項目管制，沒有政府全盤託底，肯定是金融危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些管制。但是到目前來說，你說的這個問題可能越來越突出，確實是效率的損失越來越嚴重，在一定程度上它其實就是因爲管不住了，所以現在有效率損失。民間變相的利率市場化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改進效率的行爲，但同時它還會帶來風險，自發的行爲沒有監管跟上，它的風險其實更大。

搜狐財經：關於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這麼慢，您剛纔說到可能是其他利益集團或者部門利益的原因，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央行一直覺得利率市場化沒有到時機，但是也許在他們等待時機的過程中，其實已經錯過很多時機？

黃益平：這個事情確實不是特別好判斷。我們只能說是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改革步伐確實走得很慢。但是在歷次政策討論和辯論當中，我們發現央行其實都是走在前面的。舉個例子，我們過去兩三年一直辯論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央行一直屬於衝在最前面的觀點，其他的一些學者反而變得相對比較謹慎。所以說有沒有錯過一些機會，我覺得可能是有的。到現在爲止，自發的、變相的利率市場化和熱錢的流動變得這麼嚴重，其實是意味着已經拖了很久，拖過了市場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這樣做是不是一定是個問題？我覺得也很難說。金融改革講究次序，改革有先有後，不管三七二十一放開來，其實是很危險的。社科院餘永定教授就主張改革要有次序，我個人傾向於同意他的觀點。我覺得往前走是必定無疑的，但必須考慮先後次序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恰恰在很多領域，很多條件都還不具備，我前面說到的存款保險，到現在還沒有做起來。

另外一方面，餘老師自己也說，人民銀行的官員似乎在市場化的觀念上比較激進，但真正在落實的時候，似乎沒有像他們說的那麼激進，這是因爲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比較小心呢，還是因爲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牽制？我們不知道，我們不好做這個判斷。

搜狐財經：今年以來，出現了很多新的名詞，像微刺激、定向降準、定向調控，給人感覺，從名詞上來說好像宏觀調控越來越精細化、科學化，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突然有了一個突飛猛進？

黃益平：我只能說，從思路上來說，確實有很多創造性的發展。但在實踐上，我們看到的創新或者是說有效的創新並不多。比如“區間調控”是一個特別好的思想，當然後來執行過程中可能不是那麼明確。

第二個創新可能問題更大一些。定向調控問題比較大，但從理念上似乎也可以接受。什麼是定向調控？反正要調控，調控的時候我能不能結合一些結構調整的思想？舉個例子。我反正要刺激增長、增加財政開支，我能不能在增加財政開支的時候，把這些開支用到有利於以後產業結構轉變和產業升級的地方？用李總理的話說，補短板、惠民生等等，這個思路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總體上來說，執行的難度比較大。

我們過去的宏觀調控，政府也經常說宏觀調控要有保有壓。有保有壓什麼意思？就是定向調控，有一些壓下去，有一些保起來，最後的結果不太好。宏觀政策執行追求結構性的目標的前提，是政府知道什麼地方要使力、應該使多少力、怎樣使力。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上，以我們過去三十幾年的經驗來看，政府在這三個方面的成績單並不是特別漂亮。

這一次定向調控會不會有特別有效的變化？個別領域應該是可以的。舉個例子，電力短缺現在比較明顯，我們現在多投一些電力是不是可以？我覺得是可以的。至於效率是不是一定好，這個很難說。反正你要投，你投到這個地方對經濟可能更有幫助。但不能過度誇大政策效力。到目前爲止，我們知道，政府的投資決策的效率，沒有市場所做的投資決策的效率高，這是很明顯的。

更難理解的可能是貨幣政策的定向寬鬆，這一點其實大家基本都不接受。貨幣政策，我們叫滴灌也好，精準發力也好，它和財政政策有一個很重大的區別。財政政策是財政部或國家發改委直接把錢就發給你了，然後你就要去花，我讓你修橋你就修橋，我讓你修鐵路你就修鐵路，最後真正轉移的也是小部分，總歸大部分去做這個事情，似乎還是能“定向”一點。貨幣政策怎麼“定”？貨幣政策最終要通過商業銀行來落實，當然中央銀行可以直接給國家開發銀行發一筆錢。商業銀行是要有商業銀行的行爲的。舉個例子來說，定向降準的目的是讓商業銀行給小微企業、三農增加貸款，有很多分析師後來做了調查，發現錢根本沒落到這些機構去。錢沒落到這些機構去，其實是有原因的。爲什麼一開始商業銀行不願意給它們錢？因爲現在給它們融資是不合理的。經濟下行，小微企業風險已經直接上升，商業銀行拿了這個錢給它們，會大幅度增加商業銀行的風險。

搜狐財經：而且是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

黃益平：對，在有利率管制的情況下，你其實是做不好的。這個錢有些在名義上到了這些企業，有些根本就沒去，最後其實都去了別的地方。小微企業融資難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的問題，但通過這種半行政性的手段其實是解決不了的。我們就知道錢是會流動的，你怎麼能保證這個錢一定流到那兒就不動了？而且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個管子不通是有道理的，管子不通不是簡單缺水的問題，有可能水一下去到了那兒又轉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宏觀創新，我更支持區間調控，但是定向調控我覺得難度比較大。在採取宏觀調控措施的時候，適當考慮一些結構性的目標，其實也是蠻好的，但不能想太多。什麼叫宏觀政策？宏觀政策就是一個綜合性的政策，不是一個幫助你實現結構性目標的手段。

經濟對微刺激越來越不敏感

搜狐財經：大家都在說微刺激，如果頻繁、長期微刺激，其實後果是不是也跟強刺激一樣？

黃益平：那當然。看你積累多少。從理論上來說，從量變到質變是有可能的。4萬億以後，大家都批評過去的政策，所以現在政府不願意做過去那種全面性的刺激。但舉個例子，前不久，央行給五大商業銀行提供了5000億資金，有的人說測算出來相當於我們存準率下調0.5個百分點，從資金面上看，這個力度已經非常大了，其實已經相當於降準。我覺得有一點區別，就在於5000億是下去了，但政策信號的強度沒有降準那麼強。要是央行一降準，全世界的媒體都會報道，大家都會說中國人民銀行終於開始大幅度放鬆了，但是這一次錢下去的影響力度還是沒有那麼大。

搜狐財經：如果政府每一次刺激，都看到微刺激有一點效果，會不會迷上了微刺激？一直微刺激，不改革，有這種可能性嗎？

黃益平：這種可能性有。我覺得現在刺激的有效性在不斷下降。在我們算宏觀數據裏頭，有一個邊際資本產出回報率。這是什麼意思呢？資本增加了100塊錢，測算GDP增長了多少錢。早年的時候資本增加100塊錢，GDP新增了100塊，可以增加00塊錢，邊際資本產出回報率是0.5。現在的概念是什麼呢？是資本增加100塊錢，GDP增加50塊錢。新增加的資本對於增長拉動作用變得越來越弱。白重恩教授他們做的研究發現，008年以後，總要素生產率已經很明顯地下降。這意味着你繼續刺激，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已經是在不斷下降。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的結果，第二季度剛過去，8月份的數據嘩的就下來了，其實說明，你做了這麼多的刺激，但支持經濟的效率其實是變得越來越低。

搜狐財經：經濟就像病人那樣越來越有耐藥性？

黃益平：是。

搜狐財經：剛纔說到中國金融是一個例外，沒有發現長期很明顯的金融風險。我們知道008年，中國4萬億救市是在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下做出的：既然大家都在搞寬鬆貨幣，我們也搞。現在是不是有一點不同，歐洲降息對中國還有像過去那樣大的影響嗎？

黃益平：影響肯定有。但它們的經濟狀況肯定跟我們也不一樣。我們現在對國際市場影響其實也越來越大，因爲我們經濟變得越來越開放，我覺得影響已經變成雙向的。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從所謂的小國經濟變成了大國經濟。人家說中國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這是我們對世界市場重大影響的一個反映。

4萬億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一刺激，全球經濟就慢慢起來，009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超過一半以上，我們影響確實非常大。現在中國的影響變得更普遍，同時意味着我們做任何事情國際社會都會有反彈，都會有反應。舉個例子，現在總會有一些國家說，中國是不是再刺激一下，它們的日子就好過了，這其實就是反映中國經濟對它們的經濟影響非常大。我們的外部賬戶波動一下，它就覺得對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的工業生產數據、投資的數據，大家都很敏感。

另一方面，以後我們不太可能維持0%~0%的出口增長，再增長就擠壓別人的市場份額。且不說這是不是公平的擴張，就政治經濟來說，它的難度就很大。大家覺得你老是擠我們的市場份額，它們就會向中國施加其他的壓力。

搜狐財經：我也看到網絡上和學者中有一種觀點，說如果美國寬鬆、歐洲寬鬆，中國也應該寬鬆，如果不寬鬆就會喫虧，存在這種關係嗎？

黃益平：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是它們都在寬鬆，我們如果不寬鬆會有一個什麼結果呢？因爲現在世界市場都連在一起，舉個例子，一種後果就是它們的利率變得很低，我們如果不寬鬆，會有大量的資本流入我們國家，然後等到某一天它們開始收緊，有很多錢會從我們國家流到它們那裏，然後我們的金融系統可能就會不穩定。要是這樣說，可能也有一些道理。

但是從長遠來說，我覺得還是要根據我們自己的經濟狀態來決定。因爲同樣都寬鬆的對我們來說會導致什麼後果，這個問題我們是要考慮的。我們也是寬鬆了很久了，如果繼續寬鬆下去，比如說有的學者擔心槓桿率，我們槓桿率在全世界都已經很高了，你再跟着人家寬鬆下去，以後會導致什麼樣的宏觀後果？人家現在出了大問題，歐洲、美國經濟出了大問題，但它們的金融體系相對比較健全，承受資金的流動、市場波動的能力要比我們強很多，而且人家是儲備貨幣。我們如果出現一點波動，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它們寬鬆了，我們要想應對的辦法。舉個例子，我們要經常抱怨，說你們爲什麼就這樣不負責任？這起碼在道義上對它們形成壓力，我覺得是必要的。你覺得他一寬鬆會有大量的熱錢流到我們這兒來，可以考慮在短期內加強資本項目的管制，反正我們現在有很多資本項目管制的辦法。你不能徹底杜絕熱錢，但你可以增加資本流動成本。讓我們的匯率相對靈活一點，短期內升一點就升一點，其實最後並不是了不得的結果。

不要簡單地說，它寬鬆我也必須寬鬆，否則就喫虧了。也許短期內你沒喫虧，但是你就跟着人家這樣做的話，你長期喫虧的可能更大，因爲人家的金融體系相對來說還是能挺得住，我們的金融體系沒到它們那個程度。

搜狐財經：歐洲前不久降息一次，您覺得美聯儲在寬鬆政策上會繼續維持現狀還是加大寬鬆力度？

黃益平：我覺得進一步加大寬鬆的可能性不太大，它也可能會隨之放緩收緊的力度，但是大多數學者認爲，美聯儲已經開始回收過去的量化寬鬆，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就把量化寬鬆了結了。大方嚮應該不會改變，在時間上可能有所調整。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談法治即可，經濟政策非重點

搜狐財經：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會說法治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您怎樣看法治經濟？

黃益平：法治對於建設市場經濟是很重要的。我們前面說的走向市場化，走向市場化其實是政府要更多放權給市場。過去經濟當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政府在決定，政府決定，其實也是政府承擔了一定的進行資源配置、維持市場秩序等功能，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過去法律體系可以做的工作。過去經常說你又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本身就是一個不清楚的行爲，而且它的很多行爲不見得完全都是公正的，因爲涉及個人利益。現在政府要放權給企業，最後政府留下要做的事情，應該是維持市場秩序、保護產權等等。最重要的是要維持一個公平的規則。這些通過法律體系來做，可能就比較好。

從經濟角度來說，我們對法治體系的期待，最重要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保護產權，包括保護知識產權。如果產權不能得到保護，就很難說是市場經濟。第二個就是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比如說國企民企能得到平等的對待，在我看來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當然在這裏頭比如說消除腐敗等等，其實跟前面兩個是緊密結合的。

搜狐財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談法治經濟，現在經濟又在新常態下，您預測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會推出一些新的經濟政策上有亮點的東西嗎？

黃益平：我覺得四中全會不會把重點放在經濟政策上面。我的理解是，四中全會主要工作內容是怎樣讓我們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相對公正、相對透明的司法體系。這個司法體系，起碼從地方來說變得相對獨立。我覺得四中全會主要工作在這個方面，不應該花更多時間來討論做什麼樣的經濟政策。其實經濟政策的框架已經很清楚，我猜測不會再在四中全會上推出有影響力和很重要的經濟政策。

其實60條已經很完整了，下面就是怎麼推的問題。有一些問題已經比較清楚，有一些問題還不是很清楚，不清楚的問題恐怕也不是一次會議就能解決的，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其實到底怎麼做我還是沒看明白，這個恐怕也不是四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

搜狐財經：您怎麼評價現在的時代？未來的時代會是怎麼樣的？您期待什麼樣的時代？

黃益平：我還是說經濟，別的問題我也不太熟。

我覺得，我們過去幾十年經濟做得很成功，包括我們林毅夫老師、蔡昉老師他們寫書論述中國奇蹟，確實做得很成功。但是這個奇蹟背後有兩個東西。

第一，除了改革制度是好事情，有一部分經濟增長是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導致的，即我說的不對稱的市場化，變相的補貼企業這樣一個很特殊的機制。它帶來了很驚人的增長的成績，我們把它稱作經濟奇蹟，同時也導致了很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問題，過度投資、出口過度、資源消耗過多、效率低下、收入分配不公平、環境污染很嚴重、地方官員腐敗很嚴重，其實都跟這個改革策略有關係。

第二點，這樣一個做法是不可持續的。既然是奇蹟，就是常規情況下不能理解的現象，1+1等於永遠都是這樣，就不是奇蹟。所以必須變化。我的判斷是，中國經濟今天處在非常重要的轉折關頭，這個轉折關頭有很多具體的因素影響，有的人說互聯網技術會改變中國，有的說60條改革會改變中國，有的說市場發生了變化，新能源、出口市場等發生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核心的還是改革，把過去兩個沒有完成的雙軌制的改革給完成。第一個雙軌制，就是我前面說的國企改革，其實最後沒有完成。第二個雙軌制就是要素市場的扭曲，這個要完全改革。

中國經濟正處在從經濟奇蹟走向常規發展的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我對中國經濟變化的預期，最重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增長速度還會放慢。和其他新興市場比還可以是很快的增長，還是了不起的表現，和過去比，持續地放慢，趨勢來看不會改變。

第二，通脹壓力可能會提升。因爲過去要素價格全部壓低，相當於人爲壓低成本，現在開放這些市場意味着成本可能會逐步上升，而且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這樣通脹壓力就會提高，最終會看到多少通脹，是由決策者決定的。決策者希望能繼續保持比較快的經濟增長，就要容忍比較高的通脹；如果不想要高的通脹，就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收得很緊，同時意味着增長速度就會下來，這是決策者可以決定的。

第三，我們的收入分配還是會有進一步改善。前面說勞動工資上升，窮人靠工資收入，富人靠投資回報，收入分配改善了，下一步利率市場化，對收入分配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政府一直在做，我覺得有一點像經濟學裏的庫茲涅茲曲線，經濟發展的早期，收入分配變得越來越不平衡，到了一定階段開始慢慢轉變，我們進入這樣一個轉變的位置。

第四，我們的經濟結構會變得更加平衡。過去靠投資、出口，以後消費的比重會逐步上升，這個可能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過去我們經常一說到中國的消費，都說是奢侈品，但其實，以後我們在中國會看到一個巨大的一般的消費品市場，一般居民消費會不斷提高。現在人均GDP有7000美金，以後10000美金，再以後0000美金，這個水平的提高，可能會使得中國消費品市場成爲全世界最活躍的一個市場，裏頭有很多巨大的機會。

第五，我們的產業升級會不斷加速。過去二十年的廉價產品一直很有競爭力，以後恐怕很難繼續這樣的故事。以後恐怕幾年就換一代有競爭力的產品。這也跟我們說的中等收入陷阱有關係，企業要不斷往上走，走不下去就相當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裏頭。

第六，我們的經濟週期相對來說會變得動盪一些。

我自己過去五年一直在做這樣的分析。以前稱作中國經濟的下一個轉型，現在看來這個轉型其實已經開始了。這些變化也可以看作我對經濟新常態的一個解讀。核心就是我們熟悉的中國經濟的格局、增長模式、特徵，所有的這些都要發生改變。

（採訪時間：014年10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