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修改《反壟斷法》，多反行政壟斷

發改委的反壟斷權力應該分散

搜狐財經：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後，大家都對依法治國和法治經濟討論得比較多，我想從一個具體的問題向您請教。您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過，反壟斷法是經濟憲法，爲什麼這麼說？

遲福林：在中國整個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完善過程中，我們想創造一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基本格局，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夠公平競爭、平等競爭。可是在整個改革尚不到位，有一些領域的改革還沒有實質性突破的背景下，壟斷性的問題應該是公平競爭中的突出矛盾。

壟斷問題主要體現在三點：

第一，一些壟斷行業的改革儘管有進展，但沒有多大實質性的突破，比如在能源、電訊、電力方面，不僅存在某些自然性壟斷和市場壟斷的問題，而且有一些行政壟斷。

第二，隨着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在教育、醫療等服務領域裏，行政壟斷還是突出矛盾，這個突出矛盾對於服務業適應老百姓的消費需求是最大的障礙。

第三，對壟斷的監管尚不到位，尤其依法防治上不到位。反壟斷是實現公平競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從現實生活中又構成市場經濟發展和整個經濟社會轉型需求中的一個突出矛盾。

所以在我看來，反壟斷以及和反壟斷相關聯的市場監管問題，是我們經濟生活和建立法治市場過程中最爲突出問題。

搜狐財經：您怎麼看今年發改委對奔馳等外資車企的一系列的調查、罰款？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擴大了發改委的權力？

遲福林：這件事我想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發改委在某些行業、某些企業的價格壟斷上採取談話、反壟斷措施和一些行政手段是必要的。確實存在價格壟斷的問題，發改委作爲價格的主要管理部門，有責任來做這個。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研究發改委在行政審批、體制改革、下放權力的同時，是不是要把它的主要職能轉到事中、事後的監管上。發改委是我們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核心部委，它在下放權力、改變審批制度以後，主要精力應該着重於兩件事：一是怎麼做科學的中長期規劃，一是怎麼有效實現宏觀調控和宏觀政策，尤其是宏觀政策的穩定上性。這兩件事對於我們國家的宏觀經濟穩定發展十分重要。而且我認爲這是發改委職能轉變以後所要着力注重的兩大主要職能，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場監管上。

當然，現在價格管理權力還在發改委，而它對市場價格壟斷採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也可能是階段性的事情。從中長期來看，發改委要轉型。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再研究一個問題，反壟斷無論是誰去做，未來都要走向法治性的監管，提高公開性，提高監管法律的權威性。

用分權、放權、限權消除部門集中腐敗

搜狐財經：您一再呼籲把監管權和審批權分開，您覺得哪個部門或哪個行業可以成爲突破口？

遲福林：從幾年前的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直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提出一個大問題——實行行政範圍內合理分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這三者首先是相互制約的，然後才能相互協調。三權合一不僅不利於整個權力的行使，致使權力結構不合理，而且還是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

現在已經證明了，爲什麼有一些部門集中出問題？就是權力太大。分權是大前提。從這樣的前提出發，我一再主張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大概六個字：分權、放權、限權。

放權，我們這一兩年行政審批改革爲重點，簡政放權爲主要目標，這樣已經走了一大步，但是行政範圍內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權分設尚未破題，更談不上到位。

限權就是權力監督權力、社會制約權力。只有權力制約權力和社會監督權力的結合，纔是走向法治化限制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裏的有效途徑。

現實的問題在於，國務院在簡政放權的同時，如何把審批權和監督權適當分離？在我看來，還不是哪一個部委作突破口的問題，而是我們普遍面臨的問題。比如國務院各部委、各主管的決策部門中，教育部應該是全國教育的最高決策部門，衛生部應該是衛生最高的決策部門。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文化，都應該是這個行業、這個方面的決策部門。但是由於現行體制的掣肘，這些部門有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執行層面和監管層面，這使得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效率性大打折扣。

我的看法當然不是哪一個部門的問題，如果拿部門爲例，國家發改委應該說最爲突出。它的決策權，中長期規劃、宏觀政策決策權最爲突出，而且它的項目審批，除了下放權力，有的應該建立獨立的部門。像價格應該依法建立獨立的價格管理部門，而不應該成爲發改委的主要職能之一，這都是下一步整個權力結構調整中要着力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這樣的問題帶有普遍性，而且越快解決越好，在行政審批改革以後，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才能跟行政審批改革相銜接，使得行政體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搜狐財經：您曾經建議把反行政建議作爲反壟斷的重點，您在演講中提到修改《反壟斷法》，是不是應該把這一點修改進去？

遲福林：是的。第一，我們在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些壟斷問題，實質上是跟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尤其在服務業領域，行政壟斷永遠是一個突出問題。所以，從中國的國情來看，反壟斷重在反行政壟斷，重在開放市場，重在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機制。第二，《反壟斷法》要同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進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反壟斷法》的完善有利於推動中國下一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新格局的形成。

大力發展服務業纔有經濟“新常態”

搜狐財經：現在大家都在說“新常態”，您是怎樣理解“新常態”的？

遲福林：我以爲處在中國的增長轉型和改革的關鍵階段，“新常態”不僅是一個速度，更是一個結構。所以我提出，中國要走向經濟“新常態”，應該是形成服務業爲主導的經濟結構的“新常態”。

第一，如果能形成以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這樣就會在十年左右，以一定的增長速度，比如6.5到7.5的增長速度，形成新常態。

第二，如果形成這樣一個經濟結構，我們擴大就業就能形成“新常態”。因爲服務業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而這一兩年的實踐證明，服務業的提高對於擴大就業有極大的拉動作用。

第三，這也會形成利益結構的新常態，因爲我們服務業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有專業知識的“白領”，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必然引起一些結構性的政策調整和改革。比如教育結構要調整，你不能培養大學生找不着工作，應該更多地加快發展與經濟社會轉型需求相適應的職業教育。

此外，稅收制度也要改革，要建立消費稅爲主的稅收結構改革。財政政策也要改革，未來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要儘快建立起來。

從中國的轉型、改革的趨勢出發，只有建立在以服務業爲主導的結構初步形成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形成中長期的經濟“新常態”。

搜狐財經：說到新常態，林毅夫教授過去經常說中國還有8%以上的經濟增長潛力，現在您又提到發展服務業，您是怎麼看這8%的增長潛力的？如果大力發展服務業，這8%的增長是可以實現的嗎？

遲福林：大家對未來十年、二十年中國的增長潛力有不同的判斷。在我看來，中國無論從擴大內需還是整個未來經濟增長轉型來看，潛在增長率都在6%到8%。

問題在於，我們只有形成一個好的經濟結構，形成一個工業化中後期、工業經濟大國向服務業經濟大國的轉型，初步形成服務業主導的新格局，纔會有一個可以長期穩定發展的增長態勢。這個經濟增長潛力未必是8%，也可能是6.5%到7.5%。

第二，我們這時候強調6.5%到7.5%，就給轉型改革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爲現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說非要保持8%不可，而是在整個轉型的過程中，如何爲增長奠定一個基礎。如果僅僅爲了保8%，短期的增長壓力可能會掩飾中長期轉型改革的問題。這時候要從“保8”裏出來，我們要更多地看到增長與改革高度融合，沒有轉型增長很難持續。

當然，沒有改革，轉型也很困難，所以只有把轉型改革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我們增長潛力的釋放纔是一個可持續的趨勢。

搜狐財經：另外，大家也在說法治經濟，“新常態”和法治經濟是什麼關係？

遲福林：“新常態”的基礎上要求法治保障。我想這是兩個不同範圍的事情。經濟的“新常態”需要法律保障，我們的立法要同“新常態”的趨勢相適應，推動這方面的立法，這一塊上可能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探索如何走向經濟“新常態”、如何形成一個未來中長期的經濟“新常態”。與此同時，我們從法律層面來考慮，如何主動適應並且提供法律保障。

搜狐財經：您多次呼籲司法體制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對於這一次四中全會關於司法體制改革的決議，您有什麼看法？地方政府幹預經濟司法、導致司法不公的情況會得到緩解嗎？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能得到尊重嗎？

遲福林：這一次中央關於依法治國的決定中，司法體制改革是最大的亮點，或者最大的亮點之一。我們國家這些年經濟社會生活中，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核心的問題是司法體制改革。喫了被告喫原告，這樣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司法體制。

這一次中央吸取各方面的意見。我認爲司法體制改革亮點諸多，體現了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提升專業化的基本要求。不但體現了這個精神，而且有許多亮點。比如建立巡迴法院，兩年前我們就向中央建議建立巡迴法院。

我想司法體制改革的落地還有一個過程，如果中央現在這些改革的舉措能夠落地，將有利於實現一個大目標：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其次，能夠解決我們現在地方和領導幹部插手法律問題，和經濟案件與地方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問題。希望在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提升專業化方面能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海南發展速度超出平均水平是因爲生態好

搜狐財經：您怎麼看海南的發展？現在海南的經濟增長速度挺好的。

遲福林：今年是9%。

搜狐財經：還是一個挺好的數字，您覺得這是什麼原因？

遲福林：我在海南待了馬上7年了。7年前來海南，那時候基礎設施嚴重落後，人才嚴重不足；建了特區以後，經濟有比較快的增長。當然由於多種因素，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海南面臨着很多的困難。

進入本世紀以後，海南逐步從恢復增長進入到兩位數的增長，在中國整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情況下，略高於全國，9%左右的增長速度，應該說很不容易。

一方面，得益於海南國際旅遊島的建設，它給人們帶來了消費需求和消費機會。另一方面，得益於中國增長轉型給海南帶來的歷史機遇。比如在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海南所謂的房地產泡沫，那時候房地產泡沫是辦公房，沒有幾個人到海南買房子。今天，全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居住在海南，不再是辦公房的問題，這個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所以海南良好的生態環境給大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製造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過程中，在整個進入消費新時代的過程中，海南發展以旅遊爲重點的服務業提供了很多機會。下一步健康產業也將成爲整個市場上發展前景最好的，這都給海南提供了機遇。

隨着這些事物的發展，未來信息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選擇，會選在生態環境好，生活服務業、生產服務業較發達的地方。再過一些年，海南發展高科技產業是比較好的選地。美國的硅谷沒設在紐約，設在了舊金山，爲什麼？那裏的環境更好，人才能夠相對集中。中國經濟轉型會帶來歷史機遇，而海南有良好的生態環境，這個地方未來的發展前景應該說越來越好。當然，這取決於海南在轉型改革上能不能儘快抓住機遇，有一些實質性的突破。

搜狐財經：海南確實潛力無窮。您覺得海南是不是符合您剛纔的觀點，服務業佔的比重比較大，是這種情況嗎？

遲福林：現在海南服務業高於全國大概到個百分點，我認爲遠遠不夠。

第一，那裏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自然稟賦，爲發展服務業提供了很好的機遇。另一方面，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剛剛4年，並且還處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我認爲未來的“十三五”，如果全國服務業比重在55%左右，海南的服務業可能數字會比全國高。海南的服務業發展，第一，發展的速度大有潛力。第二，結構大有潛力。第三，市場大有空間。

所以海南的服務業發展，尤其像未來健康產業的發展，未來信息爲重點的高科技的發展，包括大數據，隨着條件的改變還是有比較好的發展前景。所以海南需要在加快服務業發展、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

搜狐財經：說到服務業，很多人對海南的博彩業都非常關注。以前傳言說海南會放開博彩業。據您所瞭解，以前中央政府有這樣一個計劃嗎？後來爲什麼停下來了？

遲福林：這是大家對這個事情的議論。

第一，不存在原來中央政府有這個計劃、後來停下來了，不存在這個事情。第二，只是給海南國際旅遊島一些具體政策上提出，可以探索試行體育競猜型的體育項目，所以海南目前這方面的政策並沒有收。

但是這方面的政策需要有條件。你要搞競猜型、大型的國際賽事，可能需要一些條件。我想可以創造條件。未來海南條件具備了，政策就可以落地。但是不存在我們說原來有博彩業，現在停了不讓搞，以後還要搞，我想政策決策方面沒有這個意圖，海南政府也沒有這種申請。只是在落實國際旅遊島政策、發展競猜型體育項目上需要創造條件，使得它儘快能落地。

搜狐財經：這麼多人關注海南的博彩業，是不是說明大家有一種看法，海南確實適合發展博彩業，旅遊人口多，氣候條件也好，大家在這兒玩得很舒服。

遲福林：誰都可以說。西部說我們最適合發展博彩業，美國在西部發展，爲什麼中國大西部不能搞？這些看法都是站在局部上的看法，我不大讚成這樣的看法。不一定有人羣的地方就適合發展，說大西部爲了吸引人羣也要發展，可能這些議論僅僅是一種主觀上的一廂情願。

搜狐財經：現在上海在搞自貿區，聽說天津也在搞，廣東也要搞。海南作爲國際旅遊島，在貿易的自由程度上，跟自貿區比，您認爲好於自貿區還是比自貿區差一點？以後會不會有更大的突破和變化？

遲福林：海南的自貿區，未來的考慮跟現在的說法有很大的差距。考慮海南的未來，要放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海南如何在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南海合作基地上扮演重要角色，服務於這樣一個大局，考慮如何推進，有利於南海的合作開發。

如果從這方面考慮，作爲一個學者，我建議，未來海南完全可以發展自由空港，面向東盟，面向南海，服務於南海。比如我們楊浦，未來可以作爲海上油氣資源的儲藏、加工、交換的基地，有利於南海油氣資源的合作開發。

海南未來的自由貿易程度，既取決於我國在亞太區域的自由貿易進程，又同海南自身在海上絲綢之路扮演的南海合作基地的角色和地位相適應，這是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大前提。這個很重要，這件事情這樣考慮纔對，這是一個很大的視野。

（採訪時間：014年10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