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收入分配惡化因爲政府幹預太多

超發貨幣，通脹壓力

搜狐財經：從00年開始中國經歷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您認爲主要原因是什麼？

許小年：通貨膨脹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政府印了太多鈔票。哈耶克說過：“通貨膨脹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貨膨脹。”中國爲什麼要發行這麼多貨幣？就是過高的經濟增長目標無法實現，所以只要靠印鈔票來拉動。目前中國的M/GDP的比例已經高達167.%，之所以還沒有引起嚴重通脹，是因爲經濟在下行，貨幣流通速度較低。

搜狐財經：您認爲通貨膨脹還會持續嗎？

許小年：有這麼多貨幣在，就是一堆乾柴，就是一個汽油桶，遇上火星就炸。火星是什麼？經濟復甦。等到經濟重新活躍，貨幣流通提速，通脹馬上就來。美國也一樣，美聯儲最近在談貨幣政策轉向，要加息了，不轉不行，他們那一堆乾柴、那一桶汽油不亞於我們。

搜狐財經：美國好一點的地方，是有中國幫他們兜底？

許小年：中國經濟體量比起美國還是小的，兜不了它的底。最近聯儲的副主席耶倫就在談什麼時候加息，實際上已經給市場放風了。美國除了財政懸崖以外，經濟復甦的跡象很明顯，一旦復甦，貨幣流通加速，就是週轉次數增加，比如說從一年週轉一次增加到兩次，貨幣存量就一塊錢當兩塊錢用，通貨膨脹壓力馬上顯現。

搜狐財經：這幾年人們對恢復金本位的呼聲比較高，您對金本位怎麼看？

許小年：我也一直在呼籲恢復金本位。金本位應該說是一個技術性手段，在超主權貨幣不能達成共識時的一個替代方案。超主權貨幣就要說到這次金融危機，危機凸顯了世界經濟全球化和貨幣發行本地化之間的矛盾。

經濟全球化了，從理論上講就需要一個全球化的貨幣，但是現在貨幣發行還是本地化的，這一對矛盾無法解決。誰應該成爲國際貨幣？美元是第一候選，可是大家現在不信任美元，因爲美聯儲發貨幣的時候根本不管其他國家，它只看自己國內的經濟。大家要求美國人負起責任來，說美元是國際貨幣，不是一個國家的貨幣，不能濫發。美國人說，我的貨幣關你什麼事，我愛發多少就發多少。國際社會呼籲美國控制貨幣發行，但美國人不會同意。爲此我們曾提出超主權貨幣，但反對的還是美國，因爲超主權貨幣等於挖美元的牆腳，有貨幣發行權就有利益，美國不願意放棄這塊利益。

其他貨幣沒有美元那樣的國際地位，而且用任何國家的主權貨幣來做國際貨幣都有同樣的政治問題，就是彼此之間不信任，既然美國人可以濫發貨幣，傷害其他國家的利益，換了任何一個主權貨幣來做國際貨幣，都有這個問題。打破困境的一個辦法就是金本位制度，黃金作爲貨幣發行的依據，和具體的國家脫鉤，誰也不可能濫發。

搜狐財經：其實不管大家認不認，黃金還是有那個作用，如果是美元或者歐元太糟糕，大家就起用黃金了。

許小年：但現在黃金只是起儲備作用，它不流通，不是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之間還是有差別的。

搜狐財經：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爲不必建立中央銀行，認爲貨幣應該去國家化，主張將發行貨幣的權利交給個人和市場，對此您怎麼看？

許小年：這個我也同意。我最近在做一項研究，想說明一個奧派的觀點：貨幣超發引起了這次美國的金融危機。美國的學術研究要求你拿出模型，沒有數學模型的文章很難發表，好吧，我做一個模型來證明，格林斯潘的貨幣政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起因。證明了這一點的話，我們就多了一個關閉中央銀行的理由，既然你是一個禍根，既然你的貨幣政策引起了金融危機，我留着你幹什麼？

搜狐財經：這也是羅斯巴德對美國大蕭條的解釋。

許小年：是的，但羅斯巴德有點太極端了，我還是比較喜歡米塞斯和哈耶克。羅斯巴德有它的貢獻，但是變得有點像宗教狂熱，這不太好。

搜狐財經：經濟學到底還應該是科學，不應該是宗教。

許小年：不應該是宗教，經濟學不是信仰，它是可以表述的，因此就是可以爭辯的、可以論證的。信仰沒辦法表述，即便如此，宗教也還有很多形而上學的爭辯。藏傳佛教喇嘛都要辯經，經過多少輪的辯論，喇嘛才能提級。經濟學不許人家懷疑、爭辯，這是不對的，羅斯巴德有點這個味道。

搜狐財經：美國的財政懸崖也是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您認爲這問題有那麼嚴重嗎？

許小年：財政本身的問題比較嚴重，但是對美國的私人部門影響不會太大，起碼不會像歐洲那樣。歐洲的政府財政危機連着銀行，當政府債券價格大幅度下跌的時候，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政府債券”這一項縮水很厲害，導致銀行資不抵債，西班牙、意大利的銀行，都需要外面的救援資金來補充資本金，因爲在國內已經籌集不到資本金了，大家對銀行沒信心。銀行癱瘓，歐元區經濟就衰退。

美國的銀行沒有這個問題，或者說這個問題的程度沒有歐洲那樣嚴重，反映在美國國債收益率上，雖然也隨着“財政懸崖”的討論上下波動，但波動幅度並不大。歐洲就不一樣了，西班牙國債收益率可以從%跳到7%，你想它的債券價格要跌多少，債券價格一跌，銀行就麻煩，因爲銀行資產中0%、0%都是國債。西班牙的銀行蠻糟糕的，已處於危機之中，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援計劃中，有一部分資源是用於救助西班牙的銀行，因爲西班牙政府拿不出錢來。

搜狐財經：中國現在也在搞很多福利政策，會不會有一天也這樣？

許小年：中國的情況跟他們不太一樣，中國的金融化程度沒那麼高。我們的泡沫在實體經濟中，實體經濟泡沫破滅不會通過金融體系放大。我們是慢性病，他們是急性病。金融化程度高，政府財政一出問題馬上拖累銀行，銀行一出問題馬上拖累經濟。

我們樓市泡沫如果破滅，銀行估計會有一點損失，但損失不大，遭受損失的主要是老百姓，是付按揭貸款的人。我們經濟中有泡沫，主要是實體經濟中大量過剩產能，但這些產能泡沫的破滅不會是雪崩式的，它表現爲鋼價的下跌，水泥價格下跌，企業的經營困難，不會像美國、歐洲那樣，通過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迅速擴展到經濟的每一個角落。

奧地利學派抓住了經濟活動的實質

搜狐財經：在中國的經濟學家當中，您是對奧派評價比較高的一位。

許小年：是的，我對奧派評價比較高。

搜狐財經：您認爲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區別在哪裏？和凱恩斯學派的又在哪裏？

許小年：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有很多觀點相同的地方，比如說政府的作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這兩派的觀點都是很一致的。

奧派和芝加哥學派的區別，主要是在方**上。芝加哥學派的基本分析方法是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編者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是1874年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在他的《純粹經濟學要義》中創立的。瓦爾拉斯認爲，整個經濟體系處於均衡狀態時，所有消費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將有一個確定的均衡值，它們的產出和供給，將有一個確定的均衡量。他還認爲，在“完全競爭”的均衡條件下，出售一切生產要素的總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費品的總收入必將相等。該理論的實質是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可以處於穩定的均衡狀態。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消費者可以獲得最大效用，企業家可以獲得最大利潤，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得到最大報酬），和一般均衡相關聯的是微觀層面上的完全競爭理論，對於芝加哥學派的這兩個理論基石，奧派都不贊成。

奧派認爲，經濟從來不在均衡狀態，雖然市場的力量總是把經濟推向均衡，但經濟永遠不可能達到均衡，因爲在到達均衡之前，經濟內部的結構就發生了變化。像一條船在河流裏面一樣，原來向東，從側面衝來一股水，船就轉向東南方了，趨向另一個均衡，還沒有到達新的均衡時，又過來一股水，把船衝向南方。

奧派說最重要的不是研究經濟運行的終極目標，而是趨向那個最終目標的過程。這是奧派和芝加哥學派在方**上的不同，由於方法上的不同，他們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奧派認爲，世界上不存在理想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也不存在所謂的“完美競爭”。哈耶克對“完美競爭”的批判是最到位的，他說“完美競爭”實際上就是沒有競爭，你讀他這篇文章，就會覺得“完美競爭”的概念真的如同垃圾一樣，可以徹底拋棄掉。

凱恩斯主義的問題是邏輯的不一致性，奧派的理論體系是邏輯一致的（Consistent），一致性或一貫性的概念在中國很淡薄，甚至沒有這個概念。講自相矛盾的話，大家都覺得很正常，比如領導經常說“既要……，又要……”，他想要的兩件事自相矛盾，熊掌和魚不可兼得，但中國人會覺得領導講話挺全面。比如“多快好省”地發展什麼事業，自相矛盾啊，“多、快”就不可能“好、省”。凱恩斯學說有嚴重的內在自相矛盾，它假設市場失靈，但政府就不會失靈。在基本的經濟分析上，奧派強調長期供給，凱恩斯強調短期需求。奧派接受薩伊的觀點，薩伊說供給自身創造需求，而凱恩斯認爲需求創造供給，從根子上就不一樣。

奧派比芝加哥和凱恩斯都深刻，抓住了經濟活動的實質，效率的源泉是創新，創新來自壟斷競爭，而不是“完美競爭”，把競爭看成一個過程，而不是靜止的狀態。對奧派也不要百分之百肯定，百分之百肯定就可能造成一種宗教情懷。

搜狐財經：您曾經說宏觀經濟學是僞科學。

許小年：我說過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是僞科學。本來經濟學不分宏觀、微觀，凱恩斯之後才分開的，如果你非要分宏觀、微觀，那我認爲微觀比宏觀重要多了。宏觀經濟學假設經濟像一個人一樣，有獨立的意志，有思維能力，可以做出選擇，可以做出決策，這怎麼可能呢？你怎麼能假設1億人就像一個人那樣決策呢？但宏觀經濟學就是假設有這麼個“超級人”，然後把個人決策的模式套到這個“超級人”身上，50萬億的經濟總量就像一個公司的產值一樣。

搜狐財經：有些經濟學家認爲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會很難推進，您贊成這種觀點嗎？

許小年：我贊成，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的，兩者的分離正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問題。凱恩斯經濟學只研究個人的行爲，只研究企業的行爲，從來不研究政府的行爲。在它的理論框架中，一邊是企業，最大化利潤，一邊是消費者，最大化效用。在這個框架中沒有政府，政府是隱含地出現在背板上的，當企業和消費者的活動使經濟偏離最優的瓦爾拉斯均衡時，政府就來干預市場，把經濟拉回最優均衡。“人人爲自己，上帝爲大家”，多完美的圖像啊。

政府就是凱恩斯理論中的上帝，而且是仁慈的上帝，體現在政府的目標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是慈悲爲懷，以天下爲己任。這個政府不僅仁慈，而且法力無邊，想做什麼都能做到，用經濟學的話講，就是它的政策成本等於零。

這下問題就來了，政府爲什麼要以公衆利益爲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謀求自己的利益呢？消費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業是最大化自己的利潤，爲什麼政府官員最大化跟他不相乾的社會福利呢？如果官員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我們就得把政府也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來，不是兩極的結構，而是一個三角結構。三方博弈就是政治經濟學，兩極結構叫作純經濟學，也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爲什麼說宏觀經濟學是僞科學？因爲不存在一個超級的理性經濟人，也不存在一個仁慈和無所不能的上帝。

企業家最大化利潤，老百姓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感，而政府官員最大化社會利益，這在邏輯上就不一致！難道官員是用不同材料製成的？

搜狐財經：不符合現實。

許小年：不僅不符合現實，就是形而上學地說，你都說不過去。經驗主義者會說，沒見過一心爲公的政府官員，這是經驗主義的批判。形而上學的批判是，不管你怎麼假設，你應該保持假設的一致性。官員、小老百姓、企業家都是人吧？人的行爲應該是一樣的，爲什麼你追求你企業的利潤，他追求他個人的幸福，而政府官員最大化別人的利益呢？邏輯上不一致，你構造起來的理論體系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假設官員是跟我們一樣的凡夫俗子，也是理性經濟人，那麼“一心爲公”就是非理性的。什麼？“一心爲公”是非理性的？當然啦。理性是一心爲私，理性經濟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當我們承認官員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時候，就得到一個三方博弈，經濟學立即變成政治經濟學，所有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都應該是政治經濟學。

搜狐財經：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這樣的僞科學，可以說他們是拿它來騙百姓的。

許小年：忽悠百姓吧，用一個不太強烈的情感詞就是“忽悠百姓”。

搜狐財經：在現實中，008年的4萬億刺激計劃就是凱恩斯的思想和手段。

許小年：現在很清楚是失敗的。

搜狐財經：但就在今年，又有人建議再來一輪4萬億，您怎麼評價這種經濟學家？

許小年：只能說他經濟學沒學到家，不能說他的動機。討論問題的時候，你不能質疑別人的動機，動機是說不清楚的，他想替政府辯護，還是自己真心信這個東西，這是沒有辦法判斷的。

搜狐財經：但是不光政府喜歡，包括媒體、百姓都很喜歡這樣的經濟學家。

許小年：所以我說凱恩斯經濟學最大的成功是在社會心理方面的成功。一方面它迎合了政府擴張自己權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迎合了社會大衆期待救世主的心理需要。

凱恩斯經濟學是所有政府——不管東方西方、外國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討人喜歡，他見了政府老說：“你一邊待着行嗎？你少管點行嗎？”哪個政府喜歡你？秦始皇會聘你當他的宰相嗎？秦始皇要聘李斯做他的宰相，孟子是當不了宰相的。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說你教我什麼治國之道？孟子說：“用得着嗎？只要仁就行了。”梁惠王說“仁”聽起來挺好，但是寡人能得什麼利呢？孟子回答：不要老說“利”。這不討人喜歡，所以孟子撈不着官，一定要像李斯、韓非這樣的人才撈得着官，打着凱恩斯旗幟的經濟學家才能夠進入體制內。

凱恩斯主義的第二個成功是迎合了社會大衆期待救世主的心理，它上下都討好；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上下都不討好，它跟大衆說“沒有救世主，只能靠你自己”。老百姓說，我們水深火熱的，你過來就說這個？你不給我們弄點正能量，不說點有希望的事，比如政府馬上就要採取什麼行動之類的？你跟他說沒有救世主，對他的心理是個打擊。凱恩斯主義着說，你彆着急，政府財政政策一上，危機就過去了，政府多發點鈔票，大家日子就好過了。老百姓搞不清發鈔票是怎麼回事，“噢，發鈔票就是錢多唄，錢多就好唄”。其實發鈔票、通貨膨脹是從他口袋裏面偷錢，但是他不懂。

凱恩斯對下迎合了大衆期待救世主的心理，對上迎合了政府擴張權力的需要，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比較慘，因爲他們說出來的話沒人願意聽，沒人愛聽，兩頭不討好。你們幾個追求“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找個地方歇了算了，我們還得過日子呢。

民主制度不能保證理性，歐債危機源於福利政策

搜狐財經：我們談談民主的問題。

許小年：大家對民主制度有一個誤解。唯物主義說，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最根本的推動力，只要你理解了物質生產方式，你就理解了整個人類的發展，不僅如此，你還可以預測未來的社會發展。和歷史唯物主義相關的另一個習慣性思維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說，認爲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問題全都迎刃而解，於是人們腦子裏形成了一個觀念，不管什麼事，只要抓住了一個最核心的東西，其他就全解決了。

在中國抓什麼主要矛盾？老百姓說是道德問題。歐債危機呢？說是民主制度的問題。歐洲人不可能因債務危機而放棄他們的民主制度，那債務危機豈不就沒解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受了“唯”的影響。唯物主義有它的道理，唯心主義也有它的道理，“心”、“物”都要看，我們不排斥唯物主義，也不排斥唯心主義，我們反對的是“唯”主義。社會問題的產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個社會系統的運轉，要有各方面的條件相配合，並不是說只要實行民主選舉制，這個國家從此一帆風順，從此走上康莊大道。

“唯X主義”是在我們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我們想象不出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統，受“唯”、受“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影響太深，以爲中國社會目前的所有問題只要政府下決心反腐就全解決了，哪有那麼容易？即使在一些主張改革的人當中，也以爲只要政治改革一開啓，這十年積累的矛盾就全解決了，這都是“唯”的思想在作怪。

一個現代社會，除了民主政治以外，還需要其他的支持。民主法治是它的政治子系統，市場經濟是它的經濟子系統，個人權利和理性是它的思想觀念子系統。三個子系統要相互協調，相互支持。民主政治離不開自由市場經濟，也離不開在思想觀念子系統中的個人權利和理性。歐洲現在的問題是理性缺失，而不是民主制度有致命缺陷。

民主制度不能保證理性。民主制度如果能保證理性的話，還讀凱恩斯幹什麼？還要哈耶克幹什麼？學者就是要在思想觀念子系統中，不斷地重新詮釋理性和個人權利，不斷重新詮釋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不斷地向老百姓解釋憲政民主制度的實質，觀念、經濟和制度缺一不可。

歐洲的憲政民主制度沒有大問題，大問題是在思想觀念領域中的理性的缺失。理性是什麼？理性就是你對現實的分析和認識。歐洲人如果不反思福利國家，永遠走不出債務危機。你的債務是從哪裏來的？福利開支，歷屆政府都承諾增加福利開支，同時又承諾不加稅，從哪兒弄錢呢？借債，越借越多，終於被債務壓垮。希臘接受了IMF的救援計劃，開始執行財政緊縮，結果是全國罷工。罷工有什麼用？學學南韓吧，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南韓政府破產，也是IMF救援，韓國人開始不接受，罷工抗議，後來發現罷工解決不了債務問題，還是回去幹活吧。

民主制度下，誰也不願意減少福利，那怎麼辦？換個專制的政府？希特勒上臺的話，他怎麼解決？打仗，到外面去搶？和歐洲人開會時，我說不是你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也不是你缺錢，缺的是理性思維。以爲靠借錢就可以過舒服日子，做什麼夢呢？醒醒吧。

搜狐財經：歐洲福利國家的慣性很難改變。

許小年：不願意改變就破產，跟希臘一樣破產。

搜狐財經：就是要有人告訴他，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許小年：天上掉不了餡餅，還得自己幹活兒，就這麼簡單，但是他不願意接受，那你就熬着吧。歐洲人跟我講，中國那麼多外匯儲備，爲什麼不幫助歐洲。我說對不起，我要是當這個家，一分錢都不借你們。你自己把家裏的事搞爛了，我憑什麼借錢給你？中國人講“救急不救窮”，你先要把窮的問題解決了，然後我再來救你的急。他說你救一下，歐洲經濟恢復了，對中國的出口有好處。我說你想什麼呢？有錢我不會直接發給中國的出口工人嗎？幹嗎轉道歐洲來幫我自己，這是啥邏輯？

現在歐洲的形勢是還不夠嚴峻，再壞下去才能出現丘吉爾那樣的人。歐洲人可以自己回憶一下二戰怎麼打起來的，就是因爲剛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法國老百姓不想再打仗，希特勒看穿這一點，今天吞併奧地利，明天入侵捷克。丘吉爾嚴厲批評英國政府的妥協政策，但是沒用，老百姓就喜歡張伯倫，張伯倫向英國的選民承諾，不會打仗的，我將給你們帶來和平。張伯倫簽了慕尼黑協議，回到英國，說我給你們帶來了和平，大家歡呼，等到希特勒打進波蘭時才傻眼了。

只有到希特勒打進波蘭，英法被迫對德宣戰的時候（因爲英法跟波蘭簽有共同防禦協定），丘吉爾纔有機會，才能擔任首相。現在歐債危機的情況也差不多，就等炸彈扔到頭上時，才知道丘吉爾是對的。

搜狐財經：那您認爲希臘是否應該破產？

許小年：希臘破產未必是壞事，希臘脫離開歐元區也未必是壞事。

搜狐財經：如果歐元破產好不好？

許小年：這個無所謂好壞，破產後大家各過各的，發現還不如以前，那就復婚吧，說不定反而推動歐洲的一體化進程。

搜狐財經：歐洲一體化又有什麼好處？

許小年：歐洲一體化的好處就是資源的自由流動，凡是能夠促進資源自由流動的，一定帶來效率的提高。

搜狐財經：現在它們之間有關稅嗎？

許小年：歐盟各國間的關稅早就取消了，但過去有自己的貨幣，匯率的不確定性是個無形的關稅。現在把貨幣統一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再往下走就是財政聯盟和政治聯盟。

搜狐財經：歐洲所有問題都源於高福利，但是我們中國又有很多人呼籲提高福利水平。那麼在您看來，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福利政策纔是合適的？

許小年：福利政策的制定，中國和歐洲不一樣。公衆對財政政策幾乎沒有發言權，怎麼討論福利政策？什麼時候公衆可以主導財政稅收了，福利政策的討論纔有意義，否則一說福利就是“皇上給好處，奴才山呼萬歲”，或者“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又回到老路子上去了。多給點好處，百姓就撐着船走，你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福利太低了，老百姓就把船打翻，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還是明君和順民的關係。

首先要強調的是公衆在決定福利政策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要提高民衆的聲音和影響力，福利政策最終應該是由公衆決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決定，至於什麼福利水平並不重要。

搜狐財經：這樣的話可能會導致很多福利政策出臺。

許小年：預算擺在這裏，你要更多的福利可以啊，那就要多收稅，你願意嗎？政府是不能創造財富的，只能從你身上收稅。

搜狐財經：把所有的條件擺在桌子上。

許小年：對，人是理性動物，要講理性，想要福利就得交稅。跟歐洲的道理一樣，這個世界上沒有天上掉餡餅的，沒有免費午餐，除非你出去搶。

搜狐財經：但人的思想觀念進步很慢，未必能認識到這點。

許小年：所以在思想觀念方面，知識分子的作用、學者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你喜歡也罷，討厭也罷，沒有知識分子，現代社會是無法正常運轉的。

聯邦制值得認真研究，“縣域競爭”的提法很糟糕

搜狐財經：您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說“從秦到清不是封建社會”。

許小年：我昨天晚上還在講這個事。

搜狐財經：從經濟角度看，封建社會相當於聯邦制。

許小年：你也很難說好壞。從歷史上看，從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叫現代市場經濟，比從專制社會進入資本主義要順利，像日本、西歐都是這樣的。**集權社會的轉型都比較困難，像俄羅斯、東歐都會困難一些。

聯邦制值得認真研究。聯邦制不是西周那樣的封建制，比西周封建制的集權程度要高，主要是軍隊和外交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裏，而西周封建制把軍隊都放下去了。諸侯手裏有軍隊，東周列國就打起來了，局面就有點亂。

爲了保證這片土地上的和平和安寧，軍隊不能放，軍隊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裏。中央政府要養軍隊的話，就要有適度的財政資源。外交也應該在中央手中，中國對外的聲音應該只有一個，外交和軍隊在中央政府手裏，其他的可以放給各省。

搜狐財經：經濟方面越自由越好。

許小年：經濟上還是全國統一的市場，市場分隔對誰都沒好處。公共政策的地方立法權、財政稅收可以放下去，沒有什麼問題，前提是民衆的監督一定要跟上，不能形成新的土皇帝，不能像西周那樣由諸侯坐大。防止諸侯坐大，在現代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民衆的監督，所以要考慮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媒體的自由也很重要，降低信息的不對稱，便於民衆監督政府。

搜狐財經：您對地區競爭怎麼看？

許小年：現有政治體制下的地區競爭是競爭GDP，競爭數字造假。如果政府成爲競爭主體那就麻煩了，政府之間的競爭實質上是內部的利益再分配，這和市場競爭完全是兩回事。

張五常教授提的縣域競爭有利於經濟發展，這個提法很糟糕。市場競爭是獨立的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這意味着獲勝者要得到收益，失敗則必須承擔損失。損失是什麼？破產、關門，但政府能關門嗎？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介紹過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一個概念，叫“預算軟約束”。在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競爭是扭曲的和破壞效率的。競爭主體獨立承擔收益和風險，這才叫市場競爭。

政府之間就像家裏兄弟之間一樣，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一家兄弟之間的競爭和兩家之間的競爭不是同一性質。市場上企業之間的競爭是討好老百姓，看誰的產品好，看老百姓喜歡誰。政府間的競爭是討好老爸，從來不是討好老百姓，這種競爭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不是惠及民衆的增長。目標不同，預算約束也不同，所以我不知道張教授怎麼會提出“縣際競爭”的觀點，把市場競爭的實質都閹割掉了。

搜狐財經：預算軟約束造成了投資過剩等各種問題。

許小年：是這樣的。

價格的第一作用是配置資源，而不是分配收入

搜狐財經：您曾經介紹早在1605年，就有西班牙的神父反對限價政策，認爲這會擾亂生產過程，會導致通貨膨脹。

許小年：是的，有一位西班牙神父講過這樣的案例。

搜狐財經：但是到今天老百姓還是很歡迎各種限價政策。

許小年：限價會抑制供給，供給減少了，價格只能更高，這是明擺着的事。

搜狐財經：中國的價格管制政策無處不在，包括出租車、水價、電價、高速公路，都有價格管制，這其實已經對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許小年：是這樣的，所以要解除價格管制。價格管制不僅使通貨膨脹更嚴重，還把價格信號全扭曲了。老百姓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爲價格就是奸商多拿一點我少拿一點，總是把價格理解成爲利益再分配的工具。

其實價格的第一作用是傳遞市場供給和需求的信號，指導全社會的生產，凡是價格上升的地方，廠商就知道一定是供不應求，資源就自動的流過去，增加生產來滿足社會需求。所以價格機制的第一作用是配置資源，而不是分配收入。如果你把價格全管死了，企業就成了聾子和瞎子，不知道應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因爲價格不再含有任何對他們有用的市場供給和需求的信息。

價格是市場供給需求信息的彙總，這一點哈耶克講得非常清楚。我們的經濟學家很可憐，他可以做非常複雜的模型，但最簡單的經濟學道理他沒講清楚。

搜狐財經：您剛纔說到，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後資源配置發生了逆轉，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許小年：歷史的進程往往不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的結果，有時正相反，沒有意識到的結果成了歷史的方向。

90年代中期之所以成爲一個轉折點，跟強化稅收徵管有很大的關係。強化稅收徵管，政府手裏資源多了，更多地參與經濟活動，從經濟活動中獲得更多的收益，國進民退就這樣開始了。

國企改革也是這樣，“抓大放小”，到了“4萬億”的財政刺激之後，我們才比較清楚地看到大國企擴張的危害。制定“抓大放小”政策的時候，總的想法還是縮小國有部門的規模，但是沒想到後來越做越大，起了反作用。當初討論國企改革時，老說它沒有股東，沒有人監督管理層，於是成立國資委，沒想到它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部門，到處抓資源，推動國企擴張，這都是沒有想到的。

讀讀中國歷史，可以發現歷史上不少的事都是走向初衷的反面。

明朝方孝孺寫了一篇文章（《深慮論》，收於《古文觀止》），就講歷史如何走向反面。宋太祖吸取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陳橋兵變當了皇帝以後，採取一系列措施，“杯酒釋兵權”，降低武將在政府中的作用，讓那些將軍們享受榮華富貴但沒有實權，把全國的軍隊集中在皇帝一個人手裏，他以爲這下可以放心睡大覺了。結果宋朝對外戰爭沒有一次打贏的，最後沒亡在武將手裏，而是亡於外敵。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不是因爲中國人突然不會作戰了，而是在前方跟金軍、西夏兵打仗，軍隊調動都要報首都開封，那時候是什麼通信條件？報汴京皇帝批準之後才能調兵，這能打勝仗嗎？

歷史既不是一條確定的直線進程，也不是混沌一片，毫無規律可言。歷史在偶然和必然性的交互作用下展開，是多種力量之間的複雜互動過程。

（採訪時間：01年11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