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之外,朝廷還同時推動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興學。
大明科舉新制已經定下,可若沒有縣學、州學、道學,那科舉就是空中樓閣。
於是,對大明的教育進行規劃和改革就勢在必行。
這事看起來比六清溫和許多,畢竟清戶、清田、清倉、清獄這些事,動輒就要碰到豪族、寺院、舊吏、軍頭的利益,地方上稍不留神就要鬧出人命。
興學就不一樣了。
修學校、延師資、書籍、給孩子讀書,聽起來總是體面的。
地方豪族願意捐錢,因爲這能得名聲;士人願意參與,因爲這本就是他們的傳統地盤;百姓也願意,因爲家裏若有個孩子能識字,哪怕以後考不上進士,去衙門當個小吏,也算是改了門庭。
可趙懷安和政事堂諸公都清楚,興學這件事看起來最不傷人,實際上卻是大明立國以後最深的一塊改革。
因爲這些學校教授的不僅是儒學,還有格物、數學、農政、轉運、水利、營建、醫藥、算學、市舶、軍器、律法、輿圖、航海這些各種實用知識。
而這些東西纔是大明真正能與舊朝不同的根基。
此時,大明科舉新制已經定下,縣學、州學、道學、會試、殿試,一層層把天下人才納入朝廷的選拔體系。
但科舉只是出口,如果沒有前面的學校,沒有穩定的師資,沒有合適的課程,沒有國家對教育方向的掌握,那科舉最後就會變成另一種異化的東西。
這事不是沒有前車之鑑。
自古以來,官學原本是養士之地,地方學校原本也有教化百姓,培養吏才、維持風俗的作用。
可後來科舉日盛,學校日衰,讀書便只剩一件事,那就是考試。
縣學、州學、書院、私塾,全都圍着科舉轉。
老師不教聖賢道理,全在汲汲營營於一篇文,琢磨詩賦,名公喜好,好一躍龍門。
結果就是,地方上的學校還在,但爲天下培養人才的作用卻喪失了。
趙懷安對此看得很清楚。
他不反對科舉,恰恰相反,大明開國第一科,是他親自把科舉炒成了天下盛事,讓天下人都知道,考上科舉便是天子門生,便是光宗耀祖,便是從此進入新朝政治體系的正路。
可正因爲趙懷安如此看重科舉,所以他纔要改造教育,使得科舉真正能爲國爲天下輸送人才,而不是起一個篩選的作用。
未來大明不說會遇到千年未有之變局,那肯定遇到的形勢和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真正爲天下,爲後人培養一批有經世濟用的人才,就是趙懷安最大的愛。
但理想是好的,可地方上有什麼?有老儒,有塾師,有會寫文章的士人,有熟讀經義的先生。
這些人不是無用,甚至很有用。
一個國家若沒有儒家提供道德、名分、歷史和禮法的底盤,那就很容易崩散。
可如果地方學校裏只有他們,而沒有能教算學、格物,那所謂十二院制度,最後只會停留在金陵。
到時候,金陵有實學,地方無實學;朝廷講格物,縣學仍舊只讀經;科舉設專科,州學卻沒人能教。
如此十年二十年以後,天下士人爲了前程,還是會重新擠回儒學一道。
因爲儒學有師資,有傳統,有社會地位,是讀書人跨越龍門的天然路徑。
實學若沒有制度託舉,只靠趙懷安一時偏愛,必然會名存實亡。
所以六月初一,趙懷安召禮部、國子監、十二院、吏部、兵部、工部、戶部諸臣入政事堂,正式議定大明教育規劃。
這一次會議開得很久。
從清晨一直到夜裏,連午飯都是在政事堂裏喫的。
張龜年先陳述大略:
“陛下,臣以爲大明學校,不可只爲科舉設。”
“學校之用,第一在養民,使百姓子弟識字明理,知國法,知公義,知農桑水利之常識。”
“第二在養吏,使州縣得有能書,能算、能斷文案、能行法令之基層人才。”
“第三在養士,使天下才俊循學而進,入科舉,入朝廷。”
“第四在養工,使農、工、醫、商、水利、營建諸業皆有可傳之學,不至師死藝絕。”
“第五在養兵,使民間子弟有強健體魄,知隊列、弓弩、自衛、救災之法,日後從軍者易訓,不從軍者亦可保鄉里。”
“若只以學校爲進士科預備,那便又回到舊唐末流去了。’
這番話一出,政事堂裏許多人都點頭。
因爲這正是大明興學的根本。
學校不能只服務於少數讀書人,必須服務於整個國家。
隨後,禮部提出了教育宗旨的初稿。
初稿寫得很雅,大意是“明倫、修德、經世致用、尚武、養民”。
趙懷安看完以後,覺得還不夠直白,便親自改成了三綱。
第一曰明義;第二日尚實;第三曰習武。
這不是說大明教育只有三門課,而是整個教育的政治規劃要圍繞這三塊來展開。
所謂明義,就是儒學和國家名分。
人要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天下爲什麼需要秩序,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鄉里之間如何相處,公義與私利如何分辨,國家法度爲何不可輕犯,歷史上的興亡爲什麼發生。
這一塊主要由儒學承擔。
趙懷安沒有因爲重實學,就要把儒學打倒。
他很清楚,儒學之所以能在這片土地上延續那麼多年,不是沒有原因。
它能把分散的家庭、宗族、士人、官府和國家放進一套共同語言裏,培養人的責任感、羞恥心、名節、家國之念。
這些東西如果完全沒有,國家就會只剩利益交換,到時候大難來臨,也是各自飛的。
所以大明學校仍要讀經,仍要讀史,仍要講禮,仍要學聖賢文章。
但這和舊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儒學不再獨尊爲全部。
它只是本,卻不是用。
那什麼是用?那就是實用知識,也就是真正能解決實際問題,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而不是空談義理。
所以數學是各級學校都要學的,而如律令、農政、水利、營建、醫藥、格物、礦冶、航海、市舶、輿圖、倉儲、會計這些,則會到了不同階段有側重,有分流。
整體培養路徑就是先通後專!先博後精!
趙懷安對此說得很重:
“朕已經反覆說過了,這一次再說一次!”
“什麼是大明需要的人才?尚實!什麼是大明不需要的?那就是務虛!”
“就是那些明明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卻自以爲高人一等的讀書人。”
當然,趙懷安也知道,尚實最容易淪爲空中樓閣。
因爲儒學有師資,實學沒有;儒學有經典,實學教材不足。
儒學有讀書人的身份,實學在民間常常被視爲手藝,甚至被視爲賤業。
所以趙懷安定下辦法,由十二院分別編寫初等教材。
算學院編《初等算經》,農政院編《農桑初義》,水利院編《溝渠陂塘圖說》,醫學院編《養生救急小方》,律學院編《民間律令淺說》,市舶司和航海院編《海路貨殖初識》,工部營建院編《木石土工入門》。
這些書必須要寫得縣學、州學的舊文人直接拿來用,還能讓普通學生能聽得懂。
而除了儒學和實學之外,另外一塊很重要的就是武學。
所謂武學,則不是要把所有學生都變成軍人。
大明剛剛從先軍體制向天下治理轉變,趙懷安當然不會反過來把學校也變成軍營。
但他也絕不會搞那種文弱無力的教育。
亂世還沒有完全結束,北方仍有強敵,關中、河北、河東、幽州都不是善地,甚至以後經略海外,開拓四極,都需要武備人才。
大明子民若只會讀書,不會強身,不知弓弩,不懂隊列,不知刀兵,那國家遲早會重新把保衛天下的責任全壓到職業軍人身上。
而一旦軍人變成唯一能保護國家的人,軍人自然會變成特殊階層。
所以習武教育的真正目的,恰恰是防止軍隊與民間徹底割裂。
學校裏的學生不一定都要從軍,但要懂得國家有兵事,鄉里有守禦,災荒有救援,身體有鍛鍊。
所以,凡是縣學及以上,皆設體課。
初等學童以跑跳、角力、木棒、投石、蹴鞠爲主。
州學增加弓弩、騎術、遊水、負重、營壘常識。
道學以上,則可選修兵學、輿圖、軍需、城防、救災組織。
趙懷安特別強調,習武不是逞勇鬥狠,學校嚴禁私鬥。
學生若借習武欺凌弱小,重責。
真正的尚武,是強身、守紀、知恥、能擔責。
趙懷安在政事堂裏說:
“朕常聽說,俠以武犯禁,好像天下習武人多了,就要亡了!”
“如果天下這麼亡了,朕也無話可說!”
“朕怕的是,明明手無縛雞之力,卻滿嘴天下興亡,最後是家國有危,不過百無一用!”
“但朕同樣擔心,學校教出的是一羣只知私鬥好勇,不知公義紀律,不知家國天下的匹夫!’
“這樣的人滿天下都有,哪裏需要朕和百姓來培養?”
“所以學校習武,要在入學前,就開始練隊列。”
“讓學生們先學會聽號令,知進退,明白自己不是個體,而是集體的一份子!”
這三綱定下以後,教育行政的問題便接着擺到案上。
過去傳統教育的問題之一,就是政出多門。
中央有禮部,地方有州縣,書院有山長,私塾有塾師,官學有學官,誰都能管一點,誰又都管不徹底。
最後學校好壞,全憑地方官心情和鄉紳財力。
趙懷安不願如此。
於是大明決定,在禮部之下設學政司,總領全國學校條格。
國子監改組爲國子大學,掌中央官學與師資考覈;十二院各設學科署,負責本門教材、教習訓練與專科考試;各道設提學官,州設學正,縣設教諭。
這樣一來,教育不再只是禮部的禮儀附屬,而是一套完整行政系統。
但趙懷安也留了限制。
地方學校的經費、校舍、學田,由州縣負責;課程、師資、考覈,由學政系統監督;科舉出身,由禮部掌握;實科內容,由十二院參與。
這就是分權。
不能讓州縣隨意辦學,也不能讓禮部一家閉門造車,更不能讓十二院只管自己的小門類。
私學也被納入監督。
大明不禁止私塾、書院、族學,相反,朝廷鼓勵民間辦學。
但所有私學若要學生參加縣學考試,便必須登記,必須採用朝廷審定的基礎教材,必須不得教授違背國法、煽動、鼓吹造反的內容。
這不是要把天下所有老師都變成國家喉舌,而是一個國家教育最起碼的底線。
你不能培養一羣白眼狼!
私學可以有風格,不能變成法外之地。
隨後是學制。
經過反覆討論,大明暫定四段十五級。
第一段爲蒙學與縣學。
蒙學不算正式官學,多由鄉里、族學、私塾承擔,收四至十歲兒童,教識字、算數、基本禮法、身體鍛鍊。
縣學則爲初等官學,招收通過縣學試或由鄉里薦送的學生,修業三年,教經義淺說、國文、算學、格律邏輯、農桑常識、體課。
第二段爲州學與專門初學。
州學修業三年,分文、實、武三類課程,但不完全分科。
學生仍要同修基本經史、算學、律令、地理、農政、水利、體課,再按才性偏重選課。
旁設專門學科,如醫藥、營建、船工、農桑、算學、律令、師範,以備不走進士一路者也有出路。
第四段爲道學。
道學爲高等預備,修業三年。
優秀者入金陵大學堂,或入十二院專門學科,這些人畢業後直接可以參加每三年一次的禮部會試,可以說是直通天。
這樣一來,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不再完全斷開。
一個縣學學生,可以繼續讀州學,也可以轉入實科。
一個州學學生,可以考道學,也可以入師範,日後做教諭。
一個學醫的學生,也可以通過專科進入醫學院,畢業後成爲官醫、軍醫、州縣醫官。
這就是趙懷安要的上下貫通、左右可轉。
他不願意出現那種讀實科便永遠低人一等,讀儒學便天然高貴的局面。
當然,現實不可能一紙政令就改變,尤其是學校生和科舉的關係。
科舉當然還是成爲國家官員的唯一正途,但爲了和學校教育進行互補,趙懷安確定了新的科舉考試的門檻。
大明所有孩子必須經歷蒙學、縣學、州學、道學四級教育,獲得學士學位,然後便可參加大明的科舉試。
同時,科舉試依舊按照縣、州、道、會四級來選拔,然後獲得不同的崗位。
如通過科舉縣試,那就可獲得縣吏出身;縣吏三年後,可參加州試,通過者可獲得州吏出身;州吏三年後,可參加科舉道試,獲得道級別的大吏資格。
這個時候,基本已經是級別非常高,資歷非常深了,而再往後,還要進步,就是參加金陵的科舉會試,殿試,成功者,直接成爲各部級的大吏,真正一飛沖天!
而按照這樣的考學制度,一個孩子四歲讀書,一切順利的話,蒙學六年、縣學三年、州學三年,道學三年,那出來就是十九。
之後如果要往上深造,就考京師大學堂,要麼就考十二院,獲得高士身份。
之後就是再繼續獲得京師大學堂、十二院的聘試,獲得講士身份。
而到了講士基本就相當於大明重要知識分子,再往上就是被朝廷和同儕公推的大學士,每一個都是國家的股肱智囊,爲國家和天子獻智。
當然,這條路雖然足夠輝煌,但還是太靠資質了。
而一般的可以在道學出來後,就考科舉縣試。
按照趙懷安設定的這個體系,所有學士最開始都只能考縣試,也就是說你十九歲出來後,就算考上科舉,也要先在某縣於三年吏事。
此後你要是還有心氣,就可以再參加三年後的州考、三年後的路考,三年後的會考。
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在你二十九歲的時候,就能在朝廷中樞任事,如果考評優秀,很可能直接就是外放爲正官。
當然,這種情況都是比較理想的。
實際上,大多數普通百姓的孩子,在完成六年蒙學就要出來做工了。
只有家境稍微好,對孩子肯投入的,纔會繼續讀後面的縣學、州學。
至於後面的路學,那基本都是豪族出身能承擔的。
當然,這只是現狀,趙懷安改變不了現在的財富水平,就算強行改變了,沒十年就會有新的分化。
他能做的就是在路學這個階段補充獎學金,只會發給那些家境困難的寒門。
其實趙懷安也曉得這對於廣大窮苦生來說還是過於困難了,但實際上,即便沒有這四段十五級教育,科舉也是需要耗費巨量錢財的。
無論是經年苦讀,還是來往趕考,都是耗費巨量錢財的,沒有家族的支撐,是難以維繫的,所以就算寒門出身,一旦考出來,那是一定要回饋宗族的。
因爲沒有宗族的資助,真就是沒有他!
但科舉的殘酷卻是,十萬人苦讀,卻只有少數人過獨木橋,而剩下的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米蟲。
甚至一些人明明考不上,還要繼續考,除了麻醉自己,也是爲了在家裏面獲得底氣,讓父母繼續無條件供養他。
而按照趙懷安設計的這條從學校到科舉,朝廷不僅可以承擔一部分教育花銷,而且層層出來都給出路。
甚至,就是這個科舉按照縣、州、道、會四級考,依舊是給了人希望的。
因爲真正優秀的,其實早在道學階段就考上京師大學堂和十二專院了,這些人出來就是直接可以參加會考,等同於舉人身份。
而那些沒能考上的,本身就是獲不了舉人身份,在此前也就是秀才,這些人本身也是給地方州縣作吏的。
而因爲無法向上流動,很快這些人就會盤踞在地方,成爲壞吏之源。
現在呢,趙懷安是讓這些人三年後繼續考試,要是能力突出有恆心和運道,同樣可以平步青雲!
而且,因爲你可以繼續往上考,那上司對你的壓榨和霸凌也會顧忌許多,畢竟萬一你考上了呢?
所以,趙懷安真是考古今之吏弊,天纔將學校教育和科舉結合起來,爲了讓系統有活力,個體總有出路,真是費盡心思了。
當然,這四段十五級和科舉的結合肯定也有弊端,那就是真正耽誤天才的進步了。
但無論如何,這已經是趙懷安規劃得最好,也是最大程度能負擔的教育體系了。
而一旦趙懷安認定如此,那基本就是定論了。
在最後,趙懷安還專門提了一條,就是女子教育,就是要開班專門的女子學校,教授和男子同樣的知識。
這件事即便是在頗爲開明的政事堂內,都是引發了不小爭議。
按舊俗,女子入學很容易被人非議。
可趙懷安卻很是堅持,他當然也沒去挑戰世俗,弄一個男女同校,而是要求蒙學階段,鄉里若有條件,男女皆可入學識字啓蒙。
但到了縣學、州學就是設立專門的女學,只不過女子不參加科舉,卻依舊可以參加醫藥、算學、織造、教育等專科考試,入醫學院、織造院、女學任事。
這已經是很大的突破。
而趙懷安給出的理由很樸素:
“天下孩子,半數由母親啓蒙。”
“女子全不識字,家中孩子如何開蒙?如何爲大明養出真正的人才?”
“朕不是要天下女子都出來做官,但不許她們識字明理,這不是禮法,是愚民。”
這話說得太重,衆臣不敢再爭。
於是,大明教育規劃的第一版,終於在六月初定稿。
宗旨爲三綱:明義、尚實、習武。
制度爲四段十五級。
趙懷安在定稿最後親筆寫下一句話:
“大明興學,不爲養一朝之官,乃爲養萬世之民。”
這句話很快被刻成石牌,立在禮部學政司大堂上,共天下學子和後人瞻仰!
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大明可以真正說一句,他的未來必將遠邁漢唐!
創建一個真正的日不落的黃金時代!